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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参加革命的起因

发布时间:2019-10-19 20:0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1][2]

  他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3]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1960年林伯渠先生去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归故里。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青年林伯渠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小组,继续留在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和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林伯渠珍贵照片集(16)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林伯渠和董必武、王若飞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1944年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统治区的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十一”以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为加强正副主席、各个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他批阅大量文件,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林伯渠同志的生前衣物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

  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开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3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横滨弘文学院,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年底罢学回国。1906年,奉命前往长沙办理振楚学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抚朱家宝随员身份前往东北,预谋联络当地马匪反清,失败后仍留东北管理学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随即前往湖南西部争取当地驻防官兵的支持。

  1913年林伯渠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林伯渠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袁世凯退位后,林留任湖南政务厅长。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参与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护法战争的行动,10月17日,林被委任为劳军使,赴前线日,护法军攻占长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财政厅长。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1919年底,南北议和,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军将领被迫离开湖南,护法战争在湖南结束。此时,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的工作。

  林伯渠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上海党小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此后林伯渠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于广州。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国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人士加入。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前往汉口负责当地的支部活动,6月失败返广州。同年底,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伯渠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广州,参加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领导核心。

  1926年,在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并担任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农民部长。他在任内聘请为广州农动讲习所所长。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被迫辞去农民部长一职,转而全力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7月20日,参加北伐。9月20日,蒋介石邀请林前往北伐军总部工作,林伯渠遂随军先后至南昌、九江。1927年2月,林伯渠返回汉口,其后出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秘书长。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

  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宣布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前往庐山。1927年8月1日,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部队,前往香港,后经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1933年,林伯渠回国,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林伯渠签名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后,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0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他反对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这次抢救运动没有大规模发展。

  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11月,谈判无疾而终,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后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调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为中共谈判团一员,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结束内战的谈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维汉负责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次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林伯渠“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他的赞誉;“只见公仆不见官”是他参与领导培育的延安作风;“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是中共中央给他的寿诞贺词,尽显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典范,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据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记载,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在6月19日的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时刻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的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事情。

  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县考察。在10多天时间里,他召开了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走访群众,处理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民事案件40余起,件件做了妥善安排。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1942年1月2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曾就军抓捕佳县居民张鸣儒事件,专门致函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经过,要求转告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迅速释放张鸣儒等6人。公函全文如下:

  顷据绥德分区专属呈称,有佩带二十二军符号武装队伍五人,于一月十三日突然来至佳县古本乡联保所属一保石圈峰村,将正在该村学校计算村公账目之居民张鸣儒、张鸣盛、张保儿、张买地、张候娃、张富有等六人,捆绑拉去。据该队伍等声称,是缉捕逃兵。但张鸣儒等六人,都是老百姓,并非逃兵。而且即使真正意在缉捕逃兵,也应该持具公文,通知当地行政机关,如此任意逮捕,蹂躏人权,扰乱秩序,殊非善邻之道等情。据此,请速电榆林高军长双成饬令部属速将张鸣儒等六人释放并制止今后再有此事发生为盼。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思想开放,看清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日本留学时间,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开始了革命生漄。

  林伯渠在青少年时代时,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从此忧国忧民。在1904年春,林伯渠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林伯渠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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