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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程潜爱将张轸如何从军长成为解放军中将

发布时间:2019-07-25 18:0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1909年8月,张轸以第七名的成绩考中开封陆军小学。张轸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人民,对外签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让身怀一颗爱国心的张轸愤恨不已。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张轸、余广造、杨体锐等几个同学立即商讨如何配合武昌起义,试图发动陆小举事。但因张轸等属于“冲动而鲁莽举事”,很快被校方侦知,很多同学被校警扣留。张轸侥幸逃了出去,孤身南下武昌,意图参加革命军。

  此时恰逢袁世凯调兵遣将 “围剿”武汉革命人士,革命军将领李烈钧下令所属部队将从河南过往的行人一律按来武汉的密探处理。因此,从学校出逃的张轸刚到武昌边上的阳逻城就被当作密探抓了起来。

  看守张轸的人叫谌保全,他看张轸是个孩子,不可能是密探,便找到连长刘道生求情。在谌保全的周旋下,保住了张轸的性命。因张轸写得一笔好字,刘道生便留张轸当了连队文书。张轸为了报恩认真工作,赢得了连队上下的好评。但张轸清楚,此地终非久留之地。不久,他瞅准时机,投奔了汉阳郑挽澜卫队营。

  1913年夏,张轸在郑挽澜的建议下,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被分配在骑兵专业班学习。张轸入学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入京组织内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在上海火车站,为此,孙中山号召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张轸在学校看到《讨袁檄文》,便组织几个豫籍同学,公开宣传讨袁,并加入了中国。但讨袁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很快被袁世凯的部队所击败。

  南京失陷后,袁世凯根据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提供的激进学生名单,下令通缉张轸等人。张轸连夜逃出南京城,在豫陕边界流浪三年,结交反袁志士。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张轸因在倒袁运动中有功,被陕西军方保荐,送北京青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就读。1918年,张轸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19年,张轸因骑兵科成绩突出,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23年春,张轸毕业回国,来到陕西,任刘镇华的第一师四团少校团副,次年晋升为中校。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组建了国民军。张轸又投奔国民军第二军,就任第二军开封训练大队大队长兼战术教官。1925年10月,张轸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战术总教官。1926年2月,程潜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张轸调任第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团长。

  1926年7月1日,北伐战争开始后,张轸率五十六团在军长程潜指挥的第六军序列内参加北伐。五十六团在张轸指挥下,一路北上,抵达湖北汀泗桥。8月30日,部队接到新命令,由汀泗桥经崇阳、溪口、三都等地,向修水折返江西。当时,官兵们思想一时想不通,程潜要求在部队中做好顾全大局的说服工作。

  张轸教育部队官兵说:“现在,第一路军(北伐军)的第四军已将吴佩孚包围。但是,如果对袭击第四军背部之敌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一旦让他们如期赶到,不仅我们消灭不了吴佩孚,而且还会导致我们陷入被动的两难境地。如若现在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命令,迅速回撤江西,及时消灭修水、铜鼓之敌,那么,我们就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不仅可以消灭吴佩孚,而且还可以消灭孙传芳!”

  当时,军阀吴佩孚已被国民革命军在汀泗桥打败,残部退守武昌。而军阀孙传芳仗其军事实力,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电报通牒:限24小时内撤回攻赣部队。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摆开了与孙传芳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样一来,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九江与孙传芳部展开了作战。

  第六军的任务是攻打修水。张轸率领的五十六团由三都开始以最快速度通过20公里隘路险境,突然出现在修水北门外的凤凰山下,立即发起进攻。

  守卫凤凰山的孙传芳部利用暗堡,拼死阻击。张轸命令部队迅速隐蔽,派出敢死队端掉暗堡。很快,五十六团攻上了凤凰山,占领了修水、铜鼓与宜丰。

  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攻占南昌城应由第二、第三军及第六军一个师配合完成,但此时程潜得到情报:南昌城的守卫空虚,于是下令第六军单独攻打南昌城。北伐以来,张轸的第五十六团表现颇得程潜赞赏,所以这次行动前,程潜约见张轸,命其率部担任攻克南昌的先锋。

  9月18日,张轸指挥部队悄悄接近了南昌漳江门,快速占领有利地形,并迅速从漳江门城墙一段200米左右的没有修复的豁口潜入城内。守城的孙传芳部措手不及,弃城而逃。次日,程潜率第六军全部进入南昌城内。

  蒋介石见程潜夺得头功,心里不快,就命令第二、第三军就地休整,使第六军孤军突出。孙传芳发现后,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扑。第六军在南昌城内孤军奋战,被打得七零八落。程潜只好化装成放牛翁,逃离了南昌。张轸率五十六团抵御了两天两夜后,也不得不化装成渔民,逃出南昌。

  程潜落荒而逃之时,蒋介石乘势组织第二、第三军进攻南昌,打败了孙传芳,把“历史功绩”记到了自己的名下。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卑劣行径,张轸十分看不惯。

  1927年3月,第六军攻打南京,张轸率部英勇作战,与兄弟部队一起一举拿下南京城。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新军阀内部随之爆发一系列斗争和冲突。程潜在内斗中失势被软禁,张轸得以升任第六军代军长。但张轸拒绝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因此恨其入骨,处处敌视刁难。

  1938年3月,日军由津浦路北段向胶济路南犯,进攻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3月20日,张轸接到命令,率第一一〇师开赴鲁南,担任万年闸至韩庄运河南岸15公里的防务。为了壮军威鼓士气扩大影响,张轸命令后勤部门专门制作了印有“翼”字的臂章,统一佩戴在左臂上。“翼”取自张轸之字“翼三”。因此,人们将第一一〇师称为“翼字军”。后来,“翼字军”屡战屡胜,名声很快传遍整个抗日战场。

  第一一〇师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展开防务工作。白天,张轸命令两个炮兵营不断向日军开火射击;夜晚,张轸命令武工大队,用梭镖、大刀等武器,偷袭日军营房,杀日军哨兵,闹得日军胆战心惊。

  4月初,日军主力向台儿庄发起了总攻,后方顿时空虚。张轸立即命令三二八旅旅长辛少亭派两个营全线出击方峄县,断敌后路,毁敌辎重,炸敌仓库,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在台儿庄的作战。

  台儿庄的战事呈胶着状态。4月5日,张轸趁机率部偷渡运河成功,向泥沟方向出击,配合孙连仲、汤恩伯主力军正面作战。7日,第一一〇师六五六团(团长廖运周)完全占领南洛,截断了日军后方联络线。至此,进儿庄的日军因背腹受到威胁,被迫停止攻击,连夜突围,向峄县、枣庄地区撤退。

  第一一〇师正处在日军撤退的正面。张轸不顾连日疲劳,身先士卒,挥师向日军进行猛攻。在白山阵地上,他率部与日军激战一日一夜,直至后继部队赶到接收防务,才率全师转移金陵寺、望仙山一线阵地休整。

  台儿庄会战中,张轸率第一一〇师战斗40多天,官兵英勇作战,被第五战区司令部评为“运动战第一”而得到传令嘉奖,张轸也因此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

  1939年5月,日军进攻河南唐河、新野。看到日军在河南烧杀淫掠,张轸满腔愤慨,拒绝执行汤恩伯“向后撤退”的命令,下令部队与日军正面对抗,保护民众,最后十三军八十九师在战斗中伤亡2000多人。

  汤恩伯获悉伤亡情况后,大为光火,不向张轸打招呼,就直接给八十九师师长下令撤退。

  张轸接到报告,立即赶到汤恩伯的指挥所,据理力争。可汤恩伯不为所动,执意撤军。张轸火冒三丈,指着汤恩伯的鼻子,义正词严地说:“现在国难当头,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我们作为军人,为什么不去抗日?!你这样做,就不怕老百姓骂我们的祖宗三代,在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吗?!”

  汤恩伯被问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他岂能容忍一个“傀儡军长”如此放肆,桌子一拍,大声吼道:“我撤了你的职,我看你还能蹦多高?从现在开始,十三军军长由我本人兼任!”

  这还不算,汤恩伯还当着张轸的面,让机要参谋记录撤销张轸军长职务的口述电报,并立即发给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批准汤恩伯撤销张轸第十三军军长一职的同时,李仁宗也打了一个报告给蒋介石,要给张轸请功。

  李宗仁说:“委员长,古人尚懂得赏罚必信、无恶不惩、为善不显的道理。我李宗仁作为带兵打仗之将,亦应该懂啊!张翼三被撤职是汤在气头上而为,难以服众。部队上下都知道,张翼三在抗日战场上足智多谋,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不予奖赏,将会影响官兵的情绪啊!”

  蒋介石“嗯”了一声,放下电话,也批准了李宗仁的报告,给了张轸一枚宝鼎勋章。同时,按李宗仁的推荐,任命张轸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1939年7月,张轸被调到重庆任军政部第二补充新兵训练处处长兼渝南警备司令,7月14日,晋升为陆军中将。

  张轸赴重庆前,李宗仁专程来送别,并与他做了一次长谈。李宗仁对张轸说:“翼三兄啊,在当今中国,你要想有职有权有势力,无非三条路子。一是有自己的队伍,有枪便是草头王,你瞧瞧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他们,哪个把蒋介石塞进眼里过?蒋介石又奈何不得他们,为什么?还不是他们有队伍啊!你说文的不行,咱就动武的,他们有这个资本。二是投机钻营,舔老蒋的腚沟子,投其所好,尽其所兴,就像汤恩伯这样的人,老子最瞧他不起,但是他天上有保护伞,任何事情有尚方宝剑,整天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这样的人升迁得比谁都快!再一条路,就是实干,忠心耿耿,尽忠尽职,屡建大功。但翼三兄啊,这条路,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上几乎没有人靠这个上去的。你是留过学的人,日本的三明治你不能白吃啊,不能太书生气啰!”

  张轸调重庆工作后,也有了和人接触的机会。他所在的军政部第二补充新兵训练处设于綦江,刚好聚兴银行也在綦江,其董事长李世璋原为第六军十八师党代表,与张轸是老相识。李世璋是人物,同时又是中共秘密党员。在李世璋的安排下,张轸先后与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高层领导人见面,从而对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特别是周恩来说的话,让张轸留下深刻印象。周恩来说:“张将军,你在队伍中颇有威信和影响,很有发展前途,但务要态度灰色,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希望你能深明大义,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多着想,做一个真正受人民拥戴的将军。蒋介石怀疑猜忌之心很重,而且在山城特务林立,希望你与我们接触要注意隐蔽,以防不测。”

  从此以后,张轸不管是在1941年12月升任军第六十六军军长,1942年12月升任军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率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十六军远征缅甸,还是在1943年至1946年间调任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兼豫东南行署主任、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武汉行辕副主任等职时,心中都记着周恩来的这番线年夏,蒋介石要张轸到前线去指挥打仗,但张轸不愿意去打内战。事后,他曾回忆说:“当时程潜是蒋介石武汉行辕主任,我是副主任,我正在鸡公山避暑。(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蒋介石着慌了,亲自飞往开封指挥,与程潜、顾祝同计议,建立行辕前进指挥所,叫我担任前线指挥。程潜几次以电话催我速赴前线,我都推辞了。最后蒋介石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他已同程、顾商议好了,都认为我担任前线指挥合适。他(蒋介石)并且说,我是河南人,地方人事关系好,有群众基础——应该说是地主封建关系好,训练过地主封建武装,不容我推辞。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是个空头副主任,自己没有基本队伍,指挥临时拼凑的部队不顺手,有困难;有个人英雄主义,一担任指挥,就要负起责任打好仗,打败了又怕丢人;同时也确有不愿同解放军打仗的思想。但最后我还是到漯河前进指挥所去了。”

  蒋介石命令张轸的前进指挥所派两个整编师和一个独立旅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堵截刘邓大军。但刘邓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截击线,渡过汝河、淮河,很快就进入了大别山。

  解放军完全控制了中原地区之后,蒋介石将武汉行辕改为长沙行辕,设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驻武汉),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张轸任副总司令并兼任由“前进指挥所”改称的“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

  1948年7月,开封解放。蒋介石免去了刘茂恩的河南省主席职务,改由张轸接替。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张轸便一边利用职权收编地方部队,组成绥靖旅或保安旅,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扩充自己的实力,一边积极参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程潜逼迫蒋介石下台的运动,并于12月30日公开发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电。

  1949年春,张轸所部由原地方部队扩编的10个旅,几经整顿,改编为第十九兵团,下设第一二七军和第一二八军,由赵子立、辛少亭分任军长,张轸任兵团司令。

  这时,有三股力量都在拉拢张轸。一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通过张轸的老军长程潜拉拢张轸,欲形成所谓的“五省联盟”,逼迫蒋介石下台,拥护李宗仁上台,最终由李宗仁出面与谈判“划江而治”。开给张轸的条件是,河南省的党政军全部由张轸“打理”。二是先后派出方敬之、苏东林、戴德、丁一等人,通过张轸的女婿张尹人(中共秘密党员)做张轸的起义工作。张轸开出了“保留我省主席一职,保留我10个旅的建制,维持第五绥靖区管辖地盘”的起义条件。三是从香港来到信阳的傅兰西女士送给张轸一条绸幅,绸幅上是民主人士李济深委任张轸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行书“真迹”。事后证实,此委任状是假的,是香港特务组织打着李济深的名义,想以此动摇张轸投奔的决心。

  一开始,张轸在这三方中摇摆不定。当淮海战役以解放军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战局的天平倾向后,张轸终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后来,张轸在回忆中剖析自己的心理:“我酝酿起义,不是完全从革命出发,是有政治野心,作政治投机。我想到起义必须有大的资本,才能换得大的政治地位。自己没有基本队伍,空手起义,得不到高位。”

  于是,张轸主动派人与华东地区中共党组织联系,向中共中央反映决定起义的意向,并派出女婿张尹人前往解放区同邓子恢等直接洽谈,同时接受中共的指示,决定起义时间定在解放武汉的时候。1949年4月间,张轸又三次亲自赴长沙与老军长程潜密谈,并相约张轸先于武汉举义,程潜后在长沙行动。

  张轸决心起义后,暗中开始加紧部署。4月9日,张轸召开师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名义是研究落实白崇禧的“坚守江防”计划,实质是调动兵力,准备实施起义。张轸认为,位于武昌与嘉鱼之间的金口镇,是长江两岸的咽喉要道,是实施起义的最佳地段。于是,张轸果断命令亲信师长鲍汝澧率第三一三师驻防金口,命极力反对起义的师长张玉龙的第三一二师随第一二八军军部移驻山坡一带。

  这样的兵力部署,让明眼的军官们都清楚,张轸已悄然做好迎接解放军渡江的起义准备了。如此行事,自然让决心起义的将领们吃了颗定心丸。同样,让反对起义的将领们也不得不摊牌了。张轸除对公开反对起义的人士分赠路费,将之送离部队外,对表面赞成起义而背地里破坏者,也采取了适当防范措施。一切准备就绪后,张轸于1949年5月10日派张尹人随中共秘密工作人员由金口渡江,赴沔阳解放军江汉军区商议具体起义计划,同时派人留驻汉口,同中共秘密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5月13日,张轸冒生命危险秘密至武昌,劝说军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一同起义。鲁道源随后就向军总参谋长顾祝同告了密。5月14日,白崇禧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约见张轸,出示了顾祝同来电:“据密报,张轸勾结,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他下令扣留张轸,同时要求张轸打电线时来此开会。

  虽然感到事发突然,但张轸仍然镇静自若,笑着说:“几个月来,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在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电话我可以马上打,但总不能在你这里打吧!我想到十九兵团驻汉办事处打电话更方便些!”

  脱险后,张轸径直奔向金口鲍汝澧师部,立即召集高级将领会商。他将顾祝同的电报内容和自己脱险的经过说了一遍后,与会人员一致主张提前行动,宣布起义。

  入夜,张轸指定三一三师政治部主任柳世玺、副师长丁建华起草部队的起义通电。5月15日,经张轸最后审定,起义通电由三一三师电台发出。至此,张轸率部2.5万余人起义成功,光荣地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之中。

  金口起义后,16日,汉口解放;17日,武昌解放;18日,张轸率部队将领过江到汉口,受到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第四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的热烈欢迎。

  5月20日,张轸发表了告全国的起义通电。21日,张轸又给和朱德发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电报,说明自己的起义决心。

  收到电报后,立即给“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指示电,作出了关于对张轸部改编问题的决定:“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张部目前短期暂用原来名义,由你们召集、王宏坤、王树声诸同志会商,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合编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张轸在1963年1月如实回忆了自己起义的思想动机:“我投向人民的怀抱,固然是光荣的事迹,但我回忆我的动机,太不纯了,是为了个人找出路,并不是为了革命。当时,我还提出可耻的起义条件,如保持我的地位,保全我的军队,保全我的地盘等。以后虽经先进人士和联络人员的解释和指导,我也决心准备无条件起义,但思想顾虑终没有彻底解决。……一再拖延,迟迟不决,主要是怕起义后,解放军改编军队,使我变成光棍。到了最后,白决定要拉走了,看到跟他走,是死路一条,于走投无路时,才走上起义的道路。”

  张轸对于起义的忧虑显然是多余的。1949年7月24日,第四野战军奉电令发布命令:“着张轸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以原第三〇九师、第三一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一师;原第三一三师、第三一四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一二师。任命张轸为第五十一军军长;李春圃为政治委员;杨焕民为第一副军长;辛少亭为第二副军长;罗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亢为参谋长;斐毓华为副参谋长。”

  1950年9月24日,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部被改编为解放军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解放军第五十一军番号被撤销。张轸改任解放军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1953年至1957年,张轸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在国家体委任职。1957年,张轸被错划为“”,受到不公正待遇。“”中,张轸受到冲击。1975年,张轸被摘掉“”帽子,1979年被彻底平反,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张轸在郑州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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