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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湘军最后一棵寂寞的大树

发布时间:2019-06-03 13:0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民国五年(1916年)对刚刚褪去革命团体同盟会外衣的来说,是不幸的一年。开创民国的重要领袖黄兴和虽未正式入同盟会、但为民国呕心沥血的蔡锷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而将带有浓烈帮会色彩的同盟会改组为的宋教仁,则早在此前的民国二年(1913年)被刺身亡。对湖南来说,这种损失更为巨大,辛亥革命的湘籍三巨头皆英年早逝,从此,为民国建立做过巨大牺牲的湖南人在民国政治版图内无可避免地边缘化。

  在黄、蔡去世后,辛亥革命的另一位重要湘籍人士程潜将军写下了《黄克强先生挽诗》和《蔡松坡将军挽诗》。程潜挽黄兴先生云:“公从海外归,元元有欢颜。忽然梁木坏,宇内共悲叹。”其挽蔡锷云:“我凭故人棺,泪落何能止。”

  程潜,字颂云,出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耕读之家。1916年他在凭吊两位挚友时,心中悲伤之余,是否会有些许的迷茫与惶惑。此时,袁世凯已死,但民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作为老同盟会员程潜当然效忠以孙中山为领袖得南方政府。不知他此时是否会料到,黄、蔡两位同乡好友去世后,即使打倒北洋军阀取得革命成功,他作为(同盟会)湘籍代表,也再不可能站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蔡锷、宋教仁和程潜都生于1882年,黄兴年长他们三人8岁,总体上说来,这四位湖南老乡算得上同龄人,但从革命资历来说,程潜是后进、是晚辈。这和四人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其中的老大哥黄兴自不用说,他是辛亥革命的双子星座之一,长期孙黄并称。如果说孙是创建理论的精神领袖,那么黄则是付诸实现的执行领袖。作为华兴会和同盟会的创建者,“无君则无民国”是不过誉的评价。但因为他早逝且无政治遗产继承者,在的官方历史中长期尊孙卑黄。与程潜同龄的宋教仁在1903年和黄兴一起创办华兴会,并一度成为的实际领袖。而另一位同龄人蔡锷由于追随梁启超,很早就东渡日本留学。在1904年程潜入日本士官学校时,蔡锷已以优异成绩从该校学成归国,成为正在大力编练新军的清廷的香饽饽。宋和蔡都占据了天时,而在革命的征途中,程潜起步较晚,这决定他无法和黄、蔡、宋并肩,而只能成为这几个人的追随者和第二梯队。

  程潜16岁取得秀才功名,尔后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1900年入岳麓书院被录为正课生,期间拜曹毅亭为师学习阳明学说。——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和“经世致用”之说影响了程潜一辈子。

  作为湖南士子,能否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学习,几乎是判断其和传统儒家学说关系远近的一个标准。蔡锷少年时即入新式的时务学堂跟随梁启超,黄兴从长沙城南书院出来后入武昌两湖书院——这是张之洞兴办的新式书院,宋教仁则是由武昌普通中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这四位辛亥革命的元勋中,程潜用在传统经学的时间最长、所花费的工夫也最多,这也导致了他的革命资历不如黄、宋、蔡三公。

  1901年秋天,清廷在湖南长沙办武备学堂,为新式陆军培养基层军官。1902年,20岁的程潜深思熟虑后,决定报考武备学堂。——此时距离1905年清廷废科举尚有三年,一位已有秀才功名且是岳麓书院优秀学子的年轻人,决心投笔从戎做一位下级军官,实在是不容易。他援笔自述了弃文从武的三大原因:一是中国受列强侵略,有被瓜分的危险;二是中国传统政治腐败,八股和策论都不能“捍卫国家而救危亡”;三是“我自顾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彼八股之徒同,既无真学问,亦无真本领,未足与谋削平弥天患难。曾闻有人自费出洋,研求学问,而我以农民家,无此资斧。亦闻政府间常派遣学生外洋留学,而我为一乡村秀才,决不能分配及我。我反复思维,惟有弃文就武,投考武备学堂,前途或无阻碍。从今以后,决不再习举、业,也不应科举,断然结束我十余年研究中国经史及文学的生涯。”

  1903年程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武备学堂,成为大清新式陆军军官的后备者。而此前一年即1902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的蔡锷逃到日本,考入日本士官学校。而在1903年的11月,留日归国的黄兴在其30岁寿宴上,和宋教仁等人发起成立了华兴会。华兴会作为湖南籍的革命组织,后来成为同盟会三大源头之一。

  程潜和黄兴、宋教仁等湘籍革命元老有交集,要等到1904年考上公费留学生,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日本他受到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影响于第一批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程潜毕业,受四川总督赵尔巽之召,入四川新军任混成协参谋。

  在大转折、大变革时期,比同辈起步晚两、三年,无论在清廷新军中的职务还是在革命阵营中的资历,都会差一大截。或许是这个原因,程潜尽管后来没有缺席清末民初任何一个重大革命事件,但他充当的总是重要的配角而非主导者。

  1911年闰六月,正是四川“保路运动”风气云涌时,程潜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立刻请假回湘料理丧事。在丧事料理完毕后,他并没有回四川,而是接到驻四川的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的电报,委派他去北京参加永平观操(观看原定于在1911年秋季于永平府举行的军事演习)。农历八月十九日,程潜一行乘坐的火车抵达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时,得知武昌起义消息。此时,蛰居在彰德的袁世凯也几乎在同时得知这一消息。第二天程潜到了北京城,得知永平观操停止——发生那么大的事,朝廷最重大的事情是发兵“平叛”,哪还有闲工夫举行演习?

  此时,北京至武汉的铁路已经用来运兵,程潜等人经天津坐海船到上海,在坐船经长江,于农历九月十八日抵达汉阳昭忠祠革命军的总司令部,见到了黄兴和革命老人谭人凤、革命军参谋长李书城(1921年李书城将上海的公馆借给弟弟李汉俊和一帮同道者使用,召开中共一大)和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曾继梧,被委任为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官,指挥炮兵炮击北洋军。

  辛亥革命成功后,第一时间响应武昌起义、并派援军驰援武汉的湖南革命党人领袖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害,出身翰林的世家子弟、前清官员谭延闿由咨议局局长而一跃成为湖南省都督,湖南省政落入旧官僚、士绅之手。对此程潜颇为不平,他认为“投机者捷足取得高位,有功者依然屈居下僚”,对好用权术的“人中甘草”谭延闿的人品也不无腹诽,但为了湖南的太平,他还是尽职尽责地做湖南省军事厅长,协助谭延闿裁军,安定湖南政局。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谁是真正的凶手,坊间议论纷纷。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一些人士认定刺宋的幕后指挥者是大总统袁世凯。本来主张在法律层面替宋教仁讨一个公道的黄兴等人,也不得不与孙中山保持一致,以军事反抗袁世凯。任都督的南方数省宣布独立,南北再次大动干戈,是为“二次革命”。精于算计的谭延闿对袁世凯态度暧昧,程潜也说当时的谭延闿是“二三其德”,但被刺杀的宋教仁是湘籍人士,谭人凤、蒋翊武和程潜都汇集在长沙,谭延闿不得不同意湖南加入倒袁的阵营,宣布独立。

  “二次革命”是匆促之战,大败,程潜化妆潜逃到上海,尔后再流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

  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之间,开始出现了矛盾,其中最重大的分歧出现在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之间。有史家认为是蒋介石的大哥陈其美挑拨而成。但我认为这只是表面原因,孙、黄矛盾从成立同盟会时孙执意要用青天白日旗时就有了,但为了革命大局,一向宽厚大度的黄兴尊重孙中山,矛盾没有激化。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的意见,坚决要武力解决,又没有充分的准备。大败后国内势力被清洗,骨干再次流亡日本,孙中山又将“二次革命”失败归罪于黄兴,对其严厉责备。

  在孙、黄发生分歧时,程潜站在哪一边呢?我以为无论从同乡之情还是价值认同,程潜应该赞同黄兴。一个例子可以佐证,孙中山在1913年9月27日,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誓约明确申明“附从孙先生”。程潜不认可这种按手印效忠领袖个人的行为,而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一天天暴露后,程潜在1915年11月初从日本潜回上海,于1916年1月27日经香港转道越南,抵达昆明。此前,蔡锷已回到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举起了反袁护国的大旗。

  受护国军的委派,程潜以湖南招抚使之职,经过贵州回到家乡湖南,来到了与袁世凯军队交战的最前线。在程潜等人的运作下,新化县陈光斗、邵阳县胡兆鹏、武冈县谢宝贤、凤凰县刘光莹、溆浦县舒绍亮、靖县申建藩、麻阳县的米子和、芷江县的杨玉生等掌握各县守备部队的军官纷纷接受招抚。1916年4月28日,程潜受湖南全省人民的推举,在靖县就护国军湖南总司令职,宣布湖南自即日起独立,誓师讨袁。

  1916年年底,黄兴、蔡锷接踵而逝,对内湖南势力而言是转折点,对程潜个人命运亦是如此。程潜无法在内扛起“湘军”大旗,与其他派系竞雄。老衰的谭人凤、八面玲珑的谭延闿亦无此能力。程潜此时的命运,只能和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中华民国政府。12月8日,孙中山任命程潜为陆军部次长。程潜来到广东就职后,应当说对革命事业以及孙中山个人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中山先生也十分仰仗程潜的才干。在孙中山和陈炯明起争端时,他坚决地站在孙中山这边。1923年程潜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并创办了“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程潜兼任校长。这所军校招收了大量湖南籍特别是醴陵籍子弟,如左权、陈赓、袁仲贤、宋希濂、李默庵、邓文仪等人。讲武堂后来与晚成立的黄埔军校合并,这些湘籍子弟几乎都成了黄埔军校前几期的学生。——这也是黄埔军校一期、二期多湖南籍特别是醴陵人的缘故。

  后来有史家称孙中山本来属意程潜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如果从资历和办学条件(已有讲武学校做基础),程潜任黄埔军校校长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历史没有假设,程潜与蒋介石的命运在此分野。不妨大胆猜想一下,孙中山未必真正信任程潜这位湘籍元老,他对湘籍人士不无芥蒂。而蒋介石最开始为陈其美的小弟,陈其美死后,便成了孙中山的忠实跟随者。对孙中山而言,选择蒋介石比选择程潜也许更有利于驾驭。

  程潜在内最后的辉煌我以为是北伐时期。程潜任第六军军长,后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江右军总指挥,并于1927年3月24日攻占了对意义最为巨大的南京城。此役一向沉稳的程潜两次拒绝蒋介石暂停攻击的命令——蒋介石以南京“敌军雄厚”为由,要求程潜部等一下何应钦指挥、正在上海至丹阳一些作战的江左军,一起围攻南京。程潜不把蒋介石的命令当回事,亲临前线,攻下南京城,抢得了头功。

  湘籍将领对攻克南京城似乎有某种情结。曾国荃当年包围南京数年,最担心的就是李鸿章指挥、正在苏州上海一带作战的淮军前来抢功。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心知肚明,很给曾国荃的面子,让曾氏独得攻陷南京的头功。

  攻克南京城也可以说是程潜个人的政治命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不但蒋总司令对程潜不顾其命令独得攻占南京之功很为不满,其他如东路军指挥官白崇禧、何应钦,江左军指挥官李宗仁对他也不无嫉恨。1928年湘桂联军攻打唐生智,程潜的部队帮助李宗仁打通了桂系部队与老巢广西的通道,可在5月21日,李宗仁以所谓“专横跋扈,把持湘政”的罪名为借口,拘禁程潜,宣布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与此同时,程潜的第六军迅速被分化,剩下的两师七个团由第十八师师长张轸率领撤往江西。蒋介石密令朱培德、金汉鼎、王均等部进行围歼。第六军仅剩一营突围至福建,为卢兴邦收编。至此,程潜十余年艰辛组创的第六军被消灭。此后,程潜已没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队了。

  蒋介石和桂系联合起来搞掉程潜和第六军,是不是报程潜独占南京一箭之仇呢?从此后,程潜在内真正被边缘化了,尽管他在抗战时期做过总参谋长、第一战区司令官、武汉行营主任。但是位高权不重,在内各大派系争斗时,他基本上是旁观者。他不但对国民政府的重大决策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使对故乡湖南的政治,也无从置喙。他常常以诗文自娱,诗集起名为《养复园诗草》或许颇能说明其心境。

  1948年底,当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中央重新起用程潜主持湖南军政,希望靠这位湘军宿将的威望,守住三湘四水。但此时程潜心底作何感想呢?他对总裁蒋介石和代总统李宗仁应该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包袱。而在意识形态的纯度上远不如。程潜这类前清秀才出身的高级将领,为人处世恐怕更多地遵循儒家的旧道德而非什么主义。那么当解放军占领武汉三镇,即将挥师南下时,程潜为了使故乡免受兵燹之灾,也不无对领导人多湘籍人士的一种乡情认同,他与代表李明灏签订《长沙和平协定》,并于1949年8月4日与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应该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李明灏曾是程潜任第六军军长时的部下,程潜被李宗仁拘禁后,李明灏曾短暂地继任军长。

  1949年程潜做出的选择,其原因除为了家乡免受战火,或许与他在民国政坛被排挤有关

  第六军,恐怕是颂公一生永远的痛。用第六军的就袍泽来做统战工作,线日,“两湖善后会议”在长沙召开,程潜任主席,5月4日,成立了“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程潜兼督办。程潜此时还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至5月21日他被李宗仁拘禁,程潜这段短暂时间内,第一次全面主持湘政。在此期间,程潜登上岳麓山,拜谒黄兴、蔡锷的坟墓,写下了五古《岳麓山礼黄蔡墓》,诗中云:

  奋起扫浊秽,两公真健者。英气迈千古,大年天不假……如何忽殂谢,万类失陶冶。抚世悲艰屯,沉忧浩难写。

  此时,程潜刚刚46岁,掌一省之政,可谓意气风发。哪曾想到,他漫长的人生中,一直有“沉忧”相伴,直到1968年以86岁高龄去世。此前两年的1966年,他写下了一首七言《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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